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在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垃圾分类成为政协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培养形成家庭垃圾分类习惯

省政协委员徐永胜建议，加大垃圾分类基础设施投入，尽快将分类收集、分类运输、末端处置基础设施建设高效匹配，让老百姓切身参与到各类垃圾细化分类过程中，培养形成家庭垃圾分类习惯。

“垃圾分类是一场治理的革命，意味着社会治理的整体优化。”他建议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第三方组织、志愿者的作用，构建广泛的社会动员体系。建立垃圾分类志愿者制度，志愿者参加统一培训和考核，高峰期回社区、回学校、回单位报到服务，在垃圾桶旁边，指导、劝导、监督垃圾分类，靠耐心的宣传、长时间的监督，终形成市民正确的意识和习惯。出台志愿服务激励机制，纳入市民文明诚信体系。依托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统筹安排、形成合力”要求，整合多部门用于环境整治相关资金，集中高效投入到垃圾分类社会治理中。

同时，突出青少年这个重点群体，将垃圾分类纳入青少年思政教育体系中，推动在中小学、大学开设环保教育课堂，强化青少年人人参与环保志愿服务的意识，让节约、环保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时尚，让垃圾分类从“强制时代”尽快演变为“自觉时代”。

完善垃圾分类处理机制

调动公众积极性

在省政协委员刘勇看来，提高全民意识，建立集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为一体的、全方位的垃圾分类处理系统，是解决好垃圾分类问题的重中之重。

他建议坚持制度先行，优化管理，加强垃圾分类各环节的衔接力度。在源头上，生活垃圾要严格实施分类分装、分别处置，进行减量控制。在收集运输方面，可以安装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装置，特别是能够帮助识别分类是否正确以及投放主体和投放量的智能垃圾桶，使用分类垃圾运输车辆。在终端处理及回收方面，要逐步建立起不同类型垃圾的不同处理模式，利用信息化平台，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合理布局回收网点和分拣中心。

“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是治理城市生活垃圾的关键一环。”刘勇建议采用多元化方式激励公众参与。比如可以借鉴浙江地区推行“垃圾银行”管理居民废弃物的方式，通过“以垃圾兑换物品”；还可以实行垃圾分类积分制，将积分兑换成日用品或捐献给公益事业机构，提高参与的主动性。让居民有意识地进行垃圾分类，逐渐树立起人人有责的环保理念。

强化顶层设计

协同推进垃圾分类

省政协委员房晓飞建议，强化顶层设计，组建专门的省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统筹管理机构，负责全省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战略制定、规划设计和系统推进，打造从源头投放到终端处理的全链条集约化管理体系。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政策体系，明确各部门的权责义务，强化各部门间的协同合作。

他建议，建立垃圾分类处理领域的专家人才库，依托我省高校集中的科研优势，支持院校与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和政府机构之间开展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域的广泛深度合作，构建贯穿整个产学研合作链条的垃圾分类处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细化垃圾分类处理在收集清运、中转运输、终端处理等各个环节的主体责任，逐步建立健全法制化、规范化的奖惩机制。

深入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通过税收减免、贴息补助、运营补贴等方式，强化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龙头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推动垃圾分类回收利用领域相关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促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向纵深发展。

建设美丽乡村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省政协委员何瑛关注的则是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她认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关键一环。建议统筹编制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规划，研究制定我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立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制度规范和技术标准，做到有章可循、有标可对。大力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就地化”原则，将“可腐烂”垃圾经过加工处理转化为有机肥，将生活垃圾“变废为宝”留在农村再利用，改变农村生活垃圾进城、增加处理成本的现象。

同时，建立与源头分类相配套的后续处置体系。根据广大农村自然地理、生产力状况和群众生活习惯等，加强终端处理与前端分类工作的配套衔接，加快建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转运和分类处置体系，配套完善垃圾处理设施设备和布局，建立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和有害垃圾处置体系、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体系和管理体系。

健全完善长效常态保障机制。完善投融资保障机制，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推动处理设施共享，管理体制相通，监督检查互促，考核目标互补，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卫生和环保意识，发动群众广泛参与，运用村规民约引导村民移风易俗，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健全村民自治和群众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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